若用中共十八大报告的语言说，那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希腊、罗马、中世纪的英格兰直到今天，麦克温似乎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宪政主义的连续画卷。麦克温在书中用jurisdicto和gubernaculum（governmental）这样一对概念来解释英国宪政史，尤其是中世纪宪政史上的一些难题。

（p．139）这种说法包含着极大的诚实成分。（Stanley Rosen，Leo Strauss and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ms，p．158）因为制度的维护依靠的是技术，而人的德性的照看依靠的则是审慎。布拉克顿一方面宣称国王在法律和上帝之下。以为宪法的无法实施在于政府的软弱，这种观点的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下面的情形是经常可能出现的：在总体意义上，政府强大，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很强，但它可能根本就不愿意实施宪法，这样的问题可能比麦克温提出的问题更为尖锐。此外，麦克温的那对范畴也无法解释雅典出现的各种政制，所以他索性就对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视而不见了。

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彻底地摧毁了古典的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生活，因为人从自然的创造物变成了具有无限可塑性的质料。麦克温根本没有触及这一极为关键也是麦克温在法学上有可能作出超越法学思考的地方，麦克温却步了。其二，宪法与一般法律相比，规定的是国体、政体、国家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机构的相互关系等与国家治理最密切相关的事项，调整的是与国家治理最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

依宪治国，从字面含义上讲，就是依照宪法治理国家。正是宪法相较于一般法律法规的具有这种最大的稳定性和反映民意的这种最广泛性，保证了国家的最大稳定性。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最经常使用的监督方式应是对官员的质询。正是这些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法治的不同态度导致的不同治理效果，深刻说明和证实了法治对于党的领导，对于国家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为此，四中全会确定，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公开向宪法宣誓。如果我们把质询这个方式用起来，加上电视转播，腐败分子还敢像现在这么嚣张么？法治监督体系的其他几个环节分别是纪委监察监督、审计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督察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

如果脱离法治，国家治理将会失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将难以维系，执政地位将难以维持。其五，中国共产党是有着执政六十多年正反经验，吃过依法执政甜头，更吃过违反法治苦头的党。因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推进政府依法定职能、权限、程序行政。怎么推进改革？是以人治的方式还是法治的方式推进改革？显然只能选择以法治的方式推进改革。

因此，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法。廉洁要求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行使职权不谋私利，不贪腐，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为官，高效要求要求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行使职权应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行政相对人。在上世纪市场经济和政治高度集权的时代，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可能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刚推翻旧政权而对新中国寄予的无限希望，对党无限信赖而维持。职责法定意味着确定政府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项，政府不做或不用心做好就是不作为，不作为同样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事实上，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对宪法监督及违宪违法审查制度已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主要原因是地方当局的干预。

这一论断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关系的两个层面——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于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予了权威、科学和明确的表述。因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公正也有程序性要素，要求政府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告知相对人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申辩，政府官员与所实施的相应行为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等等。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是《决定》为法治政府确定的六项标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很少使用它，刘志军这么腐败，把很多国家重大工程批给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去做，我们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竟没有质询过他一次。党的宗旨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宪法解释的程序机制包括宪法解释案的提起（提起人、提起条件等）、受理（受理机构、受理时限、对不受理的异议、救济等）、审议（审议方式、时限等）、作出解释决定（决定形式和决定作出的票决方式等）和公布解释决定（公布的方式、载体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党比较重视法治，制定《共同纲领》《宪法》和有关法律、法令，也比较重视运用法律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

为此，发展和推进党内生活的法治化对于国家民主建设就具有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关于法律纠纷、争议化解机制，《决定》提出要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

地方政府违法征收、违法拆迁、对假冒伪劣食品、环境污染不闻不问，老百姓告到法院，法院不敢受理，不敢依法判决。那么，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的理由和根据何在呢？社会主义法治对于加强、改进、改善党的领导有什么必要性和重要性呢？为什么说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对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的这一层面，我们过去党的文献较少论证和阐释，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和《决定》也未对其根据和理由详加论述和阐释。

其五，具体规定了政务公开的五个方面范围：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以及公开应包括的六项内容：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和监督方式，以保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这一民主和法治基本原则的实现。其二，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法治监督体系对于法治的运行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具有片面性。这一事件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治理法治化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法制逐渐恢复，1999年法治入宪，之后，党和国家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方略，从而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下的问题是宪法解释的程序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从而制度难以有效运作。（三）关于法治政府的标准的实现途径 四中全会《决定》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对依法治国这一关键层面的问题做出了非常周密、非常细致的安排，为十八大确定的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设计了整体的施工图和具体的实施路径。

其三，中国共产党是不断推进国家改革开放，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的党。本卷首语是对笔者在各媒体上发表的多篇解读文章的整合。

为此，本卷卷首语即专门就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若干重要举措的含意和实现途径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解读。《决定》对法治政府建设确定的六项标准和六项具体措施，将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法治政府建设确定的目标和基本要求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许多方面有重要的发展和创新。

执法严明应刚柔并举，该刚则刚，该柔刚柔。其三，逐步推进入民法院在审判案件中适用宪法规范。因此，依法治国的法自然包括宪法，而且首先是宪法。如果因为法律法规修改、客观情况变化，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必须改变其行为或承诺，则应当给因此受到损失的相对人予以公正的补偿。

例如，过去我们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其出行无论是否有安全保卫需要，一律警车开道，限制道路上其他车辆通行，其到访公共场所，即让警察清场，不让公众出入。[1] （一）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理顺行政强制执行和城管执法体制。党行使宏观的执政权力和相关的国家公权力，在今天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其五，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任何超越宪法特权的制度，都应通过法定途径和法定程序予以废除，任何超越宪法特权的行为，都应通过法定途径和法定程序予以查处。